摘要：2024年是盘龙城遗址发现七十周年、考古发掘五十周年，本文试图总结盘龙城的历史地位以及考古工作意义。本文认为，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和商代早期遗址，盘龙城考古首次实证了夏商王朝的疆域到达长江流域，推动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社会认知的形成。同时，盘龙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盘龙城是夏商王朝设立在长江流域的统治中心，开启了古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国家治理模式；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明，推进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盘龙城串联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大河文明中的双大河文明结构。

中华文明进程这样重大的历史景象，很难能够体现在一个聚落中，特别是王朝都城之外的聚落中。黄陂盘龙城应该是这样的极少数。

除了细致的微观研究之外，考古学还擅长于在长时段和大空间的维度，从浩瀚的物质文化材料中宏观地观察古代社会及其发展。另一方面，考古学所依赖的田野工作，往往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才能总结出其工作意义。作为夏商时期的中心聚落，盘龙城很适合进行这样的考古学观察，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之后，它在早期王朝社会架构中的政治功能、在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越来越显现出重要性。

自1954年盘龙城遗址发现以来，一代代考古学家在盘龙城倾注了他们的努力。今年是盘龙城发现七十周年、考古发掘五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总结盘龙城的历史地位、盘龙城考古的学术意义，可以说适逢其时。我作为盘龙城考古的参与者，在这里尝试作这样的总结，既很荣幸，也特别有压力。这样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它始自十年前我开始参与到盘龙城考古中的那一刻。因为我和武大的师生们、盘龙城考古队的同仁不单是面对重要的盘龙城遗址，还需要在俞伟超、李伯谦、陈贤一等泰斗级前辈们的工作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盘龙城考古。我们在盘龙城考古中的点滴进展，都能感受到盘龙城的厚重，感受到前辈工作的不易。

一、盘龙城考古的发现与收获

今天我们基于盘龙城乃至夏商时期考古，可以对长江流域文化格局、资源流通、生产组织等情况都有相当的理解。可以说，这是考古写史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成绩。此前，基于传世文献了解的夏商王朝，则几乎仅限于王世。甚至即便有甲骨文的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晚商时期政治中心之外的了解，也差不多是一些方国名称[1]。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界对于商时期物质文化的认知，还仅限于殷墟文化。当时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里说，我们了解盘庚迁殷之前的“历史是很不充分的，我们只知道王室的世系和很少几件大事” [2]。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考古界开始对郑州二里冈、辉县琉璃阁等早于殷墟的文化有所认识，但对早商王朝的国家范围以及文化面貌认识仍然非常有限[3]。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4]。

盘龙城遗址1954年被发现，1958年被确认为属于早商时期，1974年开始大规模正式发掘。这其中1974年、1976年俞伟超、李伯谦两位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学生的工作意义重大。两次工作发掘盘龙城城址、宫殿基址和李家嘴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开始认识到盘龙城与郑州地区商时期文化的一致性址[5]。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大恢复招生伊始，就将田野工作投向盘龙城——这也是北京大学首次在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可见当时对盘龙城的重视，也让我们折服于先生们当年的学术远见。另一方面，盘龙城从城市到宫殿、从大型墓葬到手工业作坊等聚落轮廓，以及属于早商前后的年代等基本认知框架，也都是当年北大考古工作时形成的[6]。

五十年前的盘龙城考古大大推进了其后学术界对于长江流域商文化的认识。一些拓新历史认知的经典论文在其后面世，如1976年署名为江鸿实际是李学勤先生撰写的《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7]、1981年高至喜先生的《“商文化不过长江”辨》等等[8]。盘龙城考古还形成了更大的社会意义，比如推动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社会认知等[9]。因此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盘龙城考古基本上代表了长江流域商时期考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陈贤一先生为领队的湖北省考古机构继续盘龙城考古。全面的考古工作进一步廓清了遗址的年代与文化面貌。二十世纪后半叶盘龙城考古的工作成果，体现在2001年出版的《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之中[10]。“盘龙城遗址是以城垣及其宫殿区为核心，周边分布有墓葬区、手工业作坊以及普通居址等不同遗存的大型聚落” [11]，这样的看法，代表了二十世纪学术界对盘龙城的基本认识。二十一世纪，盘龙城遗址管理权移交到武汉市，2003年，武汉市成立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盘龙城由原来不足一万平方米的小城，转变为面积达到20平方公里的当代社区。概念在空间上由小及大，显示出盘龙城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力。

2006年盘龙城被列入大遗址考古项目，2013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成立考古队，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工作。十年来，盘龙城考古取得了如下三个方面的主要收获。

1.盘龙城城市存在不同发展阶段，代表了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经营的不同态势。

盘龙城的年代大体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中商文化白家庄期，经历了约三百多年。这样长的时间对于盘龙城这样的中心城市而言，聚落布局应该会有显著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从2001年版盘龙城报告就可以读出：在盘龙城的初兴阶段，聚落中心在今天遗址南部的王家嘴一带，虽未出现大型建筑，但已经具有替中原王朝获取南方资源的社会功能。在盘龙城的鼎盛阶段，城垣以及一、二号宫殿建成，宫殿区附近设置有李家嘴高等级墓地。李家嘴墓地、城市与宫殿所体现出的社会等级，显示出此时期盘龙城拥有控制长江流域的权力。此时盘龙城最高首领的社会地位，可能仅次于政治中心的统治集团。在盘龙城的最后阶段，聚落核心区北移至杨家湾岗地南坡，居住区布局颇为杂乱，墓葬混杂其中。最高等级墓葬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下降，暗示了盘龙城的衰落[12]。

2013年以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以上看法，特别是对最后阶段。在杨家湾南坡，发现了和城址F1、F2规模相当的大型建筑基址F4[13]，发现了高等级墓葬包括M17出土绿松石镶金片饰件、兽面纹大型青铜饰件等[14]。F4和高等级墓葬年代都属于盘龙城最晚阶段，再次说明这里是当时聚落的中心区域。不过此时盘龙城社会地位大大下降，M17出土等级象征的镶嵌绿松石金片的饰件，但同时只出土很少的5件青铜器。最晚阶段的盘龙城城市不仅将高等级墓葬混杂在居住区之中，在原来的城址中零星埋葬，在杨家湾之北的小王家嘴设有墓地[15]，还在杨家湾北坡建设长度超过300米的大面积石构工程，布局颇为特殊。

盘龙城聚落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体现了中原王朝对南方经营的起步、加强以及政策的转向。盘龙城废弃之后，在附近约20公里的黄陂郭元咀出现新的商文化中心聚落[16]。这既体现了今天黄陂一带对于中原王朝重要的战略地位，也说明了王朝对南方地区统治策略的调整。郭元咀较多的地方文化因素，暗示商王朝可能不再像盘龙城那样直接管理地方，而是以共建、互利的方式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

2.盘龙城发现铸铜作坊遗存，说明本地具有生产青铜器的能力。

一直以来学者们相信，早期王朝基于青铜器的重要性，必定是在政治中心垄断其生产，并由王室直接控制。笔者过去基于盘龙城青铜器的一些个性特征，认为存在本地生产的可能性，但没有充分的证据[17]。在盘龙城小嘴地点采集到石范后，2015～2017年我们发现并连续扩展对小嘴铸铜遗存的发掘，发掘面积1650平方米[18]。发掘表明，铸铜作坊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作坊使用的时间是在盘龙城聚落的第二阶段，与城墙、李家嘴墓地基本同时。小嘴铸铜作坊位置上正对西城门之外，布局上合乎这一阶段的聚落结构。

我们说小嘴为铸铜遗存，基于如下几个现象：遗址堆积中包含较多石质工具、残铜块，以及高出普通土壤百倍的青铜金属含量；出土陶范（包括一块带弦纹的容器范）、炉壁、炼渣、木炭等铸铜遗物；发现残断长度在2厘米左右的爵足，可能为回炉重熔的备料。以上出土物中，陶范、石范、炉壁、炼渣、木炭、重熔铜块等，属于铸铜生产的不同环节。因此，铸铜作坊的性质是很确定的。

生产青铜容器的铸铜作坊，属于早商时期都城地区之外的首次发现。这一发现需要重新认识早期国家青铜器的资源、生产等组织方式，同时对于认识盘龙城性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3.盘龙城遗址水环境存在较大变化。

当今盘龙城遗址的地貌为低丘与河湖相间，海拔多在20～40米之间。遗址区分布在多个岗地延伸至盘龙湖的嘴子上，如杨家湾、杨家嘴、李家嘴、童家嘴、小嘴、小王家嘴等。这些不同的地点构成盘龙城遗址群，其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当今盘龙城一带的盘龙湖一般水位19.5米，丰水期水位22.6米。我们在盘龙城野外工作时，注意到每年的枯水季节（水位在18～19.5米左右），各个嘴子的湖滩地带会暴露出汛期被湖水侵蚀后残留的遗存，包括石范、青铜器，甚至多处地点见有墓葬。这让我们意识到盘龙城遗址环境应该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对盘龙湖湖底进行地形测绘和水下勘探，测绘显示湖盆底部较为平坦，湖盆大部分区域高程在19.5～17.2米之间，水下勘探程在17.5米处发现商文化时期陶片。为验证水下考古工作认识，考古队在破口湖湖叉选择西城门至小嘴遗址之间的位置，经排水后布方发掘。发掘表明，在淤泥1.4米下出现商时期文化堆积，堆积延续最低处高程为18米。据此，我们认为盘龙城夏商时期社会活动高程低至17.5米左右。以此高程衡量，商时期盘龙城各个嘴子之间大部分区域应该是连成一片的陆地，而非如今的湖叉。

盘龙城遗址环境的研究，表明夏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水位较当今的低5～7米。这样掌握明确历史年代长江的水位，对于长江水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遗址环境研究，达到聚落环境研究的目的，也是在环境考古研究方法上的一个认识。

二、盘龙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和商代早期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地，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影响力。盘龙城是夏商王朝设立在长江流域的统治中心，是当时都城之外最重要的地方城市。盘龙城考古首次实证了夏商王朝的疆域到达长江流域，推动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共同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社会认知的形成。

以上是我们近些年对盘龙城遗址价值凝练方面的认识，而如果讨论盘龙城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则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至少总结如下三个方面。

1.盘龙城开启了古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国家治理模式。

古代中国地理空间广大，中央—地方的治理体系是王朝运行的重要支撑。秦汉时期，有关中央—地方运行机制的记载，从地方机构的设置到地方官员的任免等等，都有许多资料可寻。更早时期的情况，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方国和封国为基础的分封制。因此，中央—地方模式如何形成，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黄河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文化，如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新石器时代末期，先后涌现出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卯等社会结构复杂的大型聚落社会。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各个大的区域，文化上还是各自独立发展为主。二里头文化的兴起表明，跨区域、大范围的超级政体的形成。这或者可以说，王朝体系在黄河流域开始确立。此后，商周秦汉不同朝代次第接续，中国历史进入广域王朝发展进程。

二里头文化晚期，开始了向周边地区的扩散，这其中南北两个方向引人注目。二里头文化向北的势力强盛，直接形成文化面貌近似的东下冯文化。东下冯文化性质比较清楚，其所在的中条山和运城盆地是二里冈文化至中商时期铜矿的冶炼生产区域。该区域的中心聚落垣曲商城，与政治中心所在的洛阳盆地之间不足一百公里。二里头文化向南跨过秦岭，进入长江中游地区，并分别影响到长江上游的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毘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开辟了盘龙城、荆南寺等多处聚落，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王朝加强了南进的势头，形成了盘龙城这样的中心城市。盘龙城距离郑州商城直线距离超过500公里，长江中游地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

盘龙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地位尚不明确，但在二里冈文化至中商文化白家庄期确定是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在此间盘龙城城市发展的各个时期，从青铜器造型、装饰乃至技术的演变，到社会习俗的变化，都一直与中原地区政治中心保持完全的同步。相反的情况，是同时期的吴城文化地方性在不断地加强。这说明盘龙城的上层人群一直都来自中原政治中心，最高首领应该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不应该是在当地世袭。因此，盘龙城是在中原王朝直接控制之下的行政机构，而非政治独立的地方方国。长江中游地区地位低于盘龙城的二、三级聚落，其文化性质、存续时间又与盘龙城完全同步。这也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了不同级别的行政管理网络，盘龙城代表了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行使了管理职能。

综上，无论是从区域位置，还是从行政管理而言，盘龙城都是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机构，代表了中央—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形成。

2.盘龙城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明。

我们知道，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是随着中原王朝的建立、中原文化南下形成的。伴随着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势扩张，青铜器及其价值观也相应地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盘龙城是中原青铜文明在长江流域扩展的代言人，盘龙城墓葬普遍性随葬青铜器。盘龙城青铜器从器形特征到器用方式，都与王朝政治中心具有高度一致性。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次一级聚落也出现中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例如，在次一级聚落的荆州荆南寺，墓葬随葬的青铜器，包括有斝、戈、钺等器类[19]，同样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盘龙城和年代稍晚的郭元咀都发现铸铜作坊，都具备铸造青铜礼器的能力，但郭元咀出土青铜器具有地域性特征。因此，从盘龙城到郭元咀，暗示中原王朝对南方经营的方式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控制。间接控制的方式，可能是中原王朝将青铜器生产技术转让给地方，以换取地方金属物料等资源。这一转变发生在盘龙城到郭元咀之间，亦即中商文化白家庄期到洹北商城期之间。此后，长江流域迅速兴起本地青铜文明，从上游地区的广汉三星堆，到中游地区的新干大洋洲、宁乡炭河里，以及下游地区的湖州毘山等等，长江流域也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属于自己的青铜时代。

3.盘龙城串联形成了大河文明中的双大河文明结构。

我们一般将古埃及、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从地理上归结为大河文明，这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和长江。大河与古文明的发生相关联，不仅因为这些大河所处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域所形成更大的地理空间、更丰富的食物等物产、更多的人力资源，推动着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满足早期国家在资源、权力上的追求。在旧大陆适合于农业的亚热带中，以上大河恰好也是流域面积最大的几条。

在世界其他大河文明中，尼罗河最长、流域面积最大，不过古埃及在其兴盛时期只包括尼罗河下游南北长约1400、东西宽约400公里的绿洲地带。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以哈拉帕为中心兴起于印度河流域，文化区域约100万平方公里。哈拉帕文明消亡后，其后的吠陀文明才在印度次大陆东西两侧的恒河、印度河流域同时发展。两河流域在西文中对应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指“两河之间”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约1000公里的地带，中下游以约100～200公里的距离并行，最后合流入海，在地理上并没有形成两个流域单元。

黄河和长江是两个完全独立而又并行的水系，两条河流即便仅计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活动及交流较为频繁的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其面积也超过240万平方公里，这使得古代中国文明是在一个较其他文明大得多的空间中演进的。因此，可以认为主要由黄河和长江两个流域构成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大河文明中唯一的双大河文明。世界各大河文明的成就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其中古代中国的双大河文明在地理和空间上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文化和政治上层次更为丰厚，也形成了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和包容性的重要特质。

地理上，盘龙城所在的武汉地区位于今京广铁路这样一条传统的南北交通线路上。这里是汉水与长江的交汇之地，连接长江上游和下游。由此向南的东西两侧，还分别通向鄱阳湖及其南的赣江、洞庭湖及其南的湘江。当中原王朝势力南下，这里就成为控制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节点，并向南到达南岭。实际上，夏商乃至西周时期长江流域聚落的分布，完全吻合于上述地理格局。黄陂盘龙城、郭元咀、鲁台山这几个从夏商到西周时期的中心聚落，彼此相距不过20公里，凸显了中原王朝南下时在战略要冲上的节点作用。盘龙城所代表的夏商王朝势力，最早在文化上串联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标志着双大河文明结构的形成。

作者：张昌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 2025年 第1期